主持人：早在去年7月，建设部、财政部、国土资源部就联合下文，要求各地要拿出土地出让净收益的5%用于廉租房建设。据了解，在国外发达国家中，享受廉租房政策的市民占总户数的10%左右。但据媒体调查报道，廉租房建设正遭遇财政资金缺位的尴尬，政策高位悬空。那么廉租房的覆盖比例大约多少才比较适合？又如何确保这一措施实施到位？

　　陶冬：针对目前飞涨的房价，鉴于低收入者的购买能力，我认为政府加大廉租房建设是最妥当的办法。这个措施在全世界范围内来看都是行之有效的。考虑到廉租房建设必定会对政府财政带来很大压力，所以，我们建议，在新出让的土地收益中，拿出一部分用于廉租房建设。

　　李慧：要确保这项措施的落实，政府预算资金必须安排到位。廉租房带有公共产品的性质，政府有义务承担廉租房的部分成本。另外，还必须纠正对廉租房认识的误区。不能因为是廉租房，就忽视住房的管理和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，任其居住环境、治安环境恶化。要走出“住廉价房等于受到低等的待遇”的误区。

　　易宪容：我认为建设廉租房的政策不会起到好的效果。实际上，在国外，廉租房占住房的比例是很小的，加拿大只有6%，而美国也只有不到4%。因为廉租房主要是给那些没有购房能力的人住的，不必要建很多。中国也是如此，我认为中国的廉租房占总住房的比例不应该超过10%。但现在的问题是，政府是否愿意拿出钱来建设廉租房，如果政府愿意，以中国政府巨大的财政收入，是很容易办到的，而且土地又掌握在政府手中。所以，这一措施是否到位，主要看政府是否拿出实际行动。

　　徐滇庆：我认为廉租房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，遗憾的是居然没有钱去做。经济学有两大目标，一是效率，二是公平。公平包括竞争规则的公平和对弱势群体的帮助，要保护那些残疾人、老年人、没有经济能力的人，就需要廉租房，否则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。廉租房就是政府拿钱盖一批房或者是拿钱收一批旧房子，以很低的租金租给这些低收入群体；对于完全没有收入的，则发放社会救济金给他们，从救济金里面扣房租。可惜这种花钱不多而又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廉租房，在中国180个城市里面并不多见。

　　主持人：面对高涨的房价，激活房屋存量是诸多办法之一，正是基于这个原因，央产房入市备受关注。但和北京90万套央产房的巨大存量相比，目前可以上市流通的央产房可谓九牛一毛，影响甚微，问题在哪里？是否还存在很多不必要的限制？

　　李慧：央产房仅是北京存量房的一部分，其实无法进入市场的。1990年代建的商品房可能和央产房的总量不相上下。北京有很多1990年代开发的楼盘，由于当时房地产市场不健全，开发商多为资金实力较弱的项目公司，其中不少开发商因拖欠税费等原因，十几年后仍拿不到大产权证，小业主也就无法领取房产证，产权不齐全因而无法进入房地产交易中心交易。而这类房子大多在北京的二三环以内，交通较为便利，那时盖的房子户型也普遍较小，适合城市中小家庭。其实，政府可在其进入市场流通后，通过真正收上来的销售税来弥补先前开发商拖欠的税款，这样一来，这些房子便可进入市场流通，对缓解北京市目前市中心缺房的情况很有帮助。

　　易宪容：我认为拿出央产房激活房屋存量的办法是治标不治本的，要遏制目前过高的房价就得从根本上入手，就得重新确立中国的房地产发展模式及重建中国的住房保障体系。首先要让那些丧失生活能力的老人、病人、残疾人有基本的住房保证，而这部分住房保障就是廉租屋。在发达的市场体系下，这部分住房保障所占的比重不会超过6%，中国则可放宽到10%以内。20%左右的中高收入者完全可以在商品房市场自行解决住房问题。而这个中高收入者的商品房既可是投资品，也可以是消费品。对于其余70%居民的住房，同样也得通过市场来解决，但是他们要在政府的帮助下进入房地产市场，并且这70%的房地产市场只能是住房消费市场。简而言之，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模式应该由三部分组成：一是20%商品房市场，二是10%廉租屋，三是70%居民有支付能力的市场。

　　主持人：鉴于目前采取的多方调控手段均未见到明显效果，中国相关部门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平稳房价？

　　易宪容：一是房地产物业税的制定与出台。如果能够制定一部公正、公平、有效的房地产物业税，对房地产市场利益关系能够起到很大的调节作用。因为，通过房地产物业税可以让房子多的、房子好的、房地产投资者多交税，而对于住房条件差、房子少的少交税甚至于免税。二是住房结构的调整，改变目前市场产品结构，改变目前不适应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发展模式。总之，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，应该让其目标多层次性，比如针对性地把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目标分解为短期目标、中期目标、长期目标。

　　李慧：我觉得，必须坚持的一条原则就是调控措施要市场化，政策本身不能互相矛盾，不能一边高价卖地，一边又喊着房价要降下来。政策制定要真正贯彻下去，在市场中具有操作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