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伟

　　香港的公屋计划曾经重创香港楼市，而一项中国内地版的“公屋计划”也正试图从根本上抑制内地楼市的“高烧”。8月17日，记者从权威人士处了解到，建设部眼下正以实际行动“迎接”建国以来规格最高的“全国住宅工作会议”，即筹建住房保障司。以此为信号，一场包括建设部、央行、国土资源部、财政部、民政部、国税总局等参与的住房保障“会战”即将展开。(8月20日《中国经营报》)

　　在物价普遍上涨的现实背景下，把保障国民住房问题上升到“多方会战”的高度，无疑叫广大背负沉重经济负担的民众感到欣慰，尤其叫买不起房子的民众看到了希望。

　　无须讳言，要么买不起房、要么沦为房奴的残酷事实证明，把广大低收入者推进商品房市场，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做法。这点连既得利益者，如开发商任志强(任志强博客,任志强新闻,任志强说吧)先生都不否认。众所周知，政府有责任保障公民的住房权利，住房是一种带有准公共产品色彩的商品，把经济能力不一的各类群体一起推向市场，这不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。

　　任何改革都有风险，谁也无法事先完全预料改革的效果，因而需要随时根据实际情况启动纠错机制。我们看到，“医疗改革”被定性为基本不成功，在汲取了经验教训后，新的改革方案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，政府应该成为筹资主体的认识得到廓清。

　　事实上，“商品房成为主体，而保障性住房长期缺失，从而造成大量中低收入者在商品房市场中解决基本居住问题，最终形成刚性需求，导致房价居高不下”，无疑就是含蓄地表明住房改革也是不成功的。现在，借鉴香港特别行政区的“公屋计划”，既有的经济适用房、廉租房政策，加上两限房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，且很可能带有部分强制性要求，这就是一种对住房问题过度市场化的纠偏工作，是住房向公共产品角色的回归。

　　从报道中看，为了这次“会战”，建设部、央行、国土资源部、财政部、民政部、国税总局等中央部委都倾力而动，各方联手，不可谓不重视，可笔者认为要想保证这次会战取得完满胜利，即叫楼市退烧和保证低收入者住上房子，还有两个问题不能忽视。

　　一是，“公屋计划”的各个组成部分———经济适用房、廉租房政策和两限房，必须有一个明确的量化指标。如，城市建设用地多少应供给“公屋计划”，地方财政资金或土地出让金每年应该拿出多少支持“公屋计划”，每年应该上市多少公屋，公屋应该占一个地区或城市的楼市总量多少等。如果不能明确，地方政府该如何下手，又该如何监督地方政府？

　　一是，建设部等中央部委、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必须给予相应的变革，尤其在地方政府官员一块。如果不以政绩考核激发地方官员的动力和热情，这个“公屋计划”很可能虎头蛇尾，步当年经济适用房、廉租房政策的后尘。